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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新:我面对世界最大的舞台
青藏铁路网 ( 2006-07-28 17:09:16)

 
    “多年冻土、生态脆弱、高寒缺氧”是青藏铁路建设的三大世界性难题,其中尤以冻土难题为最。几代科学家扎根高原向这一未知领域探索,张鲁新教授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张鲁新:1947年11月生于河北沧州市,1970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铁道工程系工程地质专业。现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铁道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2003年度“火车头奖章”获得者。

    记忆深处故乡的河

    1947年,张鲁新出生在河北沧州地区的一个张姓村庄。

    张鲁新对儿时最深的记忆要数家乡的河了。他家门前有一条河,河这边是河北,河对岸是山东。一出门就是莽莽苍苍的河北大平原,景色非常美。那时候,河水很清,终日哗啦啦地往大运河里流淌。河里有一口大钟,有一次张鲁新试图接近那口钟,差点被水淹死。

    “那时候村里的小河道纵横交错,到处有淀,有芦苇,就跟电影《红旗谱》里面放映的一样,有几次发大水,吴桥成了孤岛,我家这边因为地台高,收成很好。多年以后我回家看过,河沟都消失了,很可惜。”说起童年的时光,这位科学家有些动情。

    稍大后,由于家庭变故,张鲁新跟着叔叔到山东济南上中学。张鲁新少年时的理想是做一名核物理学家,他上高一时参加过莫斯科全球物理大赛,拿到了第5名。由于受家庭成分的影响,张鲁新不得不中断物理学家之梦。1964年,张鲁新考取了唐山铁道学院铁道工程系工程地质专业,又回到了河北。

    上大学时,张鲁新经常到迁安、卢龙、玉田等地劳动,和同学们一道帮着农村修水库,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我那时候把丰润、卢龙县基本跑遍了。”

  “我要去最远的地方”

    1970年,23岁的张鲁新大学毕业,同样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他失去了很多让人艳羡的岗位,被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加格达齐分局。分局领导问他:“你想到什么单位工作?”

    “我想到最远的地方。”张鲁新回答。

    这样,他被分配到了嫩江附近大杨树车站的一个线路队,和36位工人挤在一顶帐篷里。他在这里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劳动改造”。由于任劳任怨,表现出色,他受到领导特别照顾,被调到采石场当了一名记工员。

    两个月后,一家煤矿需要修建一条3公里长的铁路专用线,人们想到了铁道学院来的高才生张鲁新,当他接过计算尺时,竟然激动地哭了。从这3公里铁道起步,张鲁新又干回了老本行,那时候铁路上经常有一些冻土路基病害需要解决,张鲁新通过反复试验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受到老一代冻土学家瞩目。

    从此,张鲁新和冻土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确立了一辈子的人生发展目标。

    1973年,青藏铁路第一次大会战开始,张鲁新被调到铁道部西北研究所,做高原冻土分布特征的定点观测和理论研究。

    “确定一个目标,不停地追求”

    “高原冻土是个冷门专业,国际上开展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少,可借鉴的资料少,高原条件对人的身体也是个极大的考验。我这个人没有别的特点,就是确立一个目标,不停地追求。”36年的冻土研究,其间有无数丰富经历,但不善于讲故事的张鲁新语调平静使用减法,他总是用极简约的两三句话来叙述一件事情。

    “做我们这项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孤独,这种孤独很难排解。坐在深楼大院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通常是五六个人徒步上山,孤立无援。早上7点出发,在泥石路上一走就是一天,通常要到凌晨2点才能赶回去。

    “曾经有三次处于生死边缘。一次,在无人区工作,由于携带的卫星图有误,在海拔4800多米的高原迷失了方向,我与同事三个人蜷缩在山崖下躲避风雪,深夜搜寻者找过来,我们听见他们的呼喊,但自己的嗓子吵哑得喊不出话来,只能借着一根火柴点燃烟盒,才让搜寻者找到我们。每次遇到困难,都是想尽办法争取活下去。

    “以前吃的也很差,每天两片罐头,午餐肉罐头,两张饼,几块糖,一桶水。遇到部队的解放大卡车,就在厢板上蹲一段,从驻地到野外,至少走20公里。晚上在帐篷里,外面大雪,里面小雪,我用被子围着腿学习外语。因此,这么多年,我总在学习,接受新的东西,一方面是上学时养成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排解孤独的好办法,有目标,有追求,心态可能会变得好一些吧?”

    对家人,张鲁新永远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新婚一周时,张鲁新便上了高原,将妻子留在了大兴安岭;儿子3个月时,他又上了高原,一去就是一年。

  “我比较喜欢当老师”

    青藏铁路建设的三大世界性难题之首就是冻土问题,2000年,当有媒体报道“冻土冻住科学家”时,张鲁新以亲身的实践研究力陈铁道部,表示冻土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可以解决,外界普遍认为,是张鲁新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据此,很多人认为张鲁新是个狂人,实际上他更愿意把自己归属于桃李书香的院落中。

    “这么多年,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对家人亏欠也很多,但是我还是很欣慰,我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舞台。我对高原的每一寸土都非常熟悉,哪儿有山口、河谷,怎样拐弯,我都十分清楚。现在上山我还能自己爬上去,在中国,将近60岁的科学家,能做到这一点的,我想不会太多吧?”

    张鲁新的头衔和兼职很多,在这么多事务中,他说自己比较喜欢当老师,因为面对学生,可以经常接触到新鲜的东西,这样更能激励自己不停地学习新东西,以免误人子弟。

    让张鲁新感到欣慰的还有,他研究的学科后继有人,他目前指导的博士生就有21名,“我们都是既搞理论,又关注实际”。

    现在,张鲁新出门的机会少了,因为研究手段、方法都有了变化。青藏铁路沿线冻土段都设立了自动感应观测装置,他只要坐在办公室里轻点鼠标,就可以把脉千里之外的冻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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