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考古学发展至今有100余年的历史，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古物学、金石学研究的局限。对于昆仑刻石的发现，一方面考古学科的发展、资料的积累和科技的进步对于解决简单的真伪已经是不太困难的问题。考古学中常用的理论方法，如通过类型学和科技手段建立起各类遗存（包括遗址、器物、文字、图像等）的年代学标尺，由此对新见遗存进行比对、断代和进一步研究，已经被证实是成熟和行之有效的。通过古文字学过去一个世纪的学科积累和研究分析，其本身的标尺已经可以解决年代问题，再加上当今全面发展的先进科技手段，足以提供更有客观性和说服力的证据。

  学界对刻石的辨识和辩伪已经有长达一年的热烈讨论，对其重大意义和价值也有一定的认识，但仍然有很大的探讨和揭示的空间，尤其是随着该区域考古工作的开展，新材料将不断涌现，未来仍然会长期受到关注、讨论，并逐步得到全面、科学的阐释。

  因此刻石的发现对未来的相关具体工作，既提出了方方面面的要求，也提供了深刻的启示。这些工作与刻石本身同样重要，甚至是更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其中包括以下方面：

  一、围绕石刻的具体工作，包括推动刻石本体的保护和研究。这应是一个由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参与的大型综合性工程，由石刻本体逐渐向相关领域延伸、扩展，包括文本的古文字学、历史学、神话学、民族学研究，以及周邻区域的古地理学、古气候环境学、动植物矿物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为探讨秦时采药使团的动机、背景和具体经行路线，提供更全面扎实的证据。

  二、围绕石刻所在区域开展精细化发掘，尝试搜寻与石刻密切相关的遗物、遗迹，并全面系统地揭示该区域古代人类活动的相关遗存。同时，在环鄂陵湖、扎陵湖区域展开系统调查，对岩画、细石器、石棺葬、建筑遗址、祭祀遗址等进行针对调查或发掘，重点探讨高原族群的时空变迁和多元文化面貌。实际上这一工作已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联合多家国家级科研机构启动。

  考古学是可以验证的科学，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后期补充工作，可依照石刻题记提供的线索，高度关注星宿海区域。

  三、解决石刻的发现提出的新问题，石刻之所以被认为“孤悬海外”“绝世独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学界对于黄河上游及柴达木盆地的早期物质文化面貌、文明发展阶段、跨区域文化交流状况等存在认知空白，亟待通过系统的考古工作，建立和完善黄河上游地区古羌戎族群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此前已经布局开展过相关工作，如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进黄河上游考古调查与研究项目，后续可将研究范围进一步向周邻区域延伸，覆盖从陕甘到青藏、从平原到高原、从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3500BC-200BC）的时空范围，打通这一带状区域早期秦文化、寺洼文化、齐家文化、沙井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高原腹地特定的古文化等的时空衔接。从现阶段研究来看，在青海省境内的黄河上游地区存在500年（700BC-200BC）的考古学文化缺环，有待补全完善。

  四、专题考古的多区联动，陕甘青藏等地区跨区域文化交流和相关通道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围绕唐蕃古道路网覆盖的于阗南山（昆仑山西段）、甘肃祁连山、三江源、巴颜喀拉山（昆仑山东段）和唐古拉山的重要枢纽地区系统开展工作，厘清玉石之路、高原丝路、彩陶/青稞/牦牛绵羊畜牧业/冶金业/车马等要素的扩散路径，全面廓清中原内地与青藏高原腹地文化交流脉络和交通通道格局问题。

  五、围绕“大昆仑区”多民族融合共生、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开展相应工作。包括玛多县莫格德瓦古城、可可西里、羌塘高原史前至吐蕃时期古代遗存的系统调查与发掘，廓清羌戎、吐谷浑、吐蕃、白兰、苏毗、党项、多弥等高原古代民族与地方政权的区域分布和文化特征，深入阐释青藏高原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历程与内在机制。（完）